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，轮到我和韩玉值日。
那天下午下了雨，教室的窗户关着，空气很闷。韩玉进门的时候，身上带着一股雨水和操场的味道。他把书包往桌上一扔，坐在窗台上，摘下手套。
“今天大扫除。”沈老师站在讲台上交代，“擦玻璃，擦吊扇，拖地。许枝，你负责吊扇。”
我说：“吊扇？”
“凳子叠桌子，踩上去擦。”沈老师说，“小心点。”
她说完就走了。
我搬了张课桌，又搬了张凳子，叠上去。
韩玉靠在门边，看着我。
“你要帮忙吗？”我问。
“不帮。”他说，“我从小到大没干过活。”
“那你昨天还扫地。”
“昨天我是心情好。”
我踩着桌子爬上去，站在凳子上。
吊扇在天花板上，离我的头顶还有一米多。我踮起脚，伸手去够。
够不着。
我又往上踮了踮。凳子晃了一下。
“喂。”韩玉在下面说。
我没理他，伸手够那片扇叶。
手指刚碰到，凳子腿滑了一下。
不是滑，是被人踢了一脚——我后来才反应过来，那是他下意识的动作，也许他只是想吓我，也许他根本没想踢，只是把脚往那边挪了一下。
但那一下，凳子翻了。
我整个人往前扑出去。
那一瞬间我的脑子是空的。我只听见风声，听见韩玉喊了一声什幺，听见自己的手腕在落地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脆的响。
那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。
像有人掰断了一根冻硬的芹菜。
“咔。”
然后是剧痛。
不是疼，是痛。像有一根烧红的铁丝，从我的手腕一路捅到肩膀。我躺在地上，喘不上气，眼前一阵一阵发黑。
韩玉跑过来。
他的脸在我上方，白的。
“许枝？”
我说不出话。
“你别动。”他说，“你别动，我……”
他伸手想扶我，又不敢碰，手悬在半空。
“我送你去医院。”他说。
我咬着牙，用另一只手撑着坐起来。
右手动不了了。手腕那里已经肿起来，肿得很高，皮下的青紫一片一片地漫开。
“车。”我说。
“什幺？”
“你家的车。”我说，“让你家的车送我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转身就跑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市一院的急诊室里，右手打着石膏。
医生说是桡骨远端骨折，错位，要等消肿了再复位。石膏打上去的时候，我疼得浑身是汗，咬着一块纱布，眼泪一直往下掉。
韩玉站在走廊里，被韩奶奶骂得狗血淋头。
我从急诊室的门缝里看见他，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韩奶奶骂完了，走进来，坐在我的床边。
她看着我的手，看了很久。
“疼吗？”她问。
我说：“疼。”
“疼就哭出来。”
我说：“哭不出来。”
她伸手，摸了摸我的头发。
那是她第一次碰我。
“这件事，”她说，“我给你做主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病房里躺着。
窗外是黑的，走廊里有人走过，推车的轮子咕噜咕噜响。
我忽然很想听一个人的声音。
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——那部手机是韩雾走之前留给我的，号码里只有三个联系人：张妈、韩奶奶、韩雾。
我看着那个名字，看了很久。
他走的时候跟我说：“有什幺事，给我打电话。”
我一次都没打过。
我知道他在欧洲，有时差，有生意，有他的父母，有他不得不做的事。我不想成为那件“不得不做的事”里，最麻烦的那一件。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拨了那个号码。
拨过去，响了很久。
就在我以为没人接、准备挂掉的时候，电话通了。
“喂？”
他的声音。
我听见那个声音，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
“韩雾。”我说。
那边静了一秒。
“许枝？”
“嗯。”
“怎幺了？”
我说：“我骨折了。”
我把事情说了一遍，说得很乱，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。
他在那边一句话都没说，听我哭完。
“在哪家医院？”他问。
“市一院，骨科，三楼。”
“哪个病房？”
“312。”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你等我。”
我说：“你怎幺等？你在欧洲。”
“我明天到。”
我以为我听错了。
“什幺？”
“我明天到。”他说，“你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，别关机。”
电话挂了。
我握着手机，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，一直看到天亮。
第二天下午三点，他来了。
我正坐在病床上发呆，病房的门被推开。
他站在门口，风尘仆仆，外套上还有雨水——伦敦的雨。他手里提着一个袋子，肩上背着包，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青黑。
“韩雾。”我说。
他走到床边，把袋子放下，看着我的手。
“疼吗？”
我说：“不疼了。”
“让我看看。”
我把手伸过去。
他伸出手，指尖悬在我手腕上方，很轻地碰了一下石膏的边缘。
“还肿着。”
“嗯。”
“医生说要多久？”
“六周。”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。
那天下午，他一直坐在那儿。
他跟我说伦敦的天气，说那边的雨下得比苏州还多，说他父母住的公寓在泰晤士河边，每天早上能听见大本钟。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我问：“你什幺时候走？”
“过几天。”
“几天？”
“看你。”
我说：“我明天就能出院。”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四点多，韩玉来了。
他站在病房门口，手里提着一袋水果，看见韩雾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“哥……”
韩雾擡起头。
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韩雾。
他站起来的动作很慢，很稳。他走到韩玉面前，什幺都没说，擡手就是一拳。
那一拳打在韩玉的脸上。
韩玉被打得后退两步，撞在门框上，水果袋掉在地上，橘子滚了一地。
韩雾的第二拳停在半空。
他的手在抖。
我看见他的手在抖，指节绷得发白。他盯着韩玉，眼睛里有什幺东西，我从来没见过——那不是愤怒，是比愤怒更深的东西，像是要把自己的骨头捏碎。
三秒钟。
然后他把拳头收了回来。
“哥……”韩玉捂着脸，眼睛红了。
韩雾转身走回床边，蹲下去，一个一个把地上的橘子捡起来，放回袋子里。
“出去。”他说。
“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——”
“出去。”
韩玉站着没动。
韩雾擡起头。
“韩玉，”他说，“你听着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
“再有下一次，你离开这个家，而不是她。”
韩玉的脸刷地白了。
“你听见没有？”
“……听见了。”
“出去。”
韩玉走了。
病房里安静下来。
我坐在床上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
韩雾把那袋水果放在床头柜上，坐回椅子上，闭上眼睛，用手捏了捏鼻梁。
“对不起。”他说。
“你道什幺歉？”
“这件事是我的错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那儿。”
我说：“我没事。”
他睁开眼睛看我。
“你不是没事。”他说，“你右手骨折了，你拿不了弓。”
我愣住了。
那是那天我唯一一次真正想哭的时刻。
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他一句话就说中了我最不敢想的那个东西——六个月后是艺术学院的招考。我的右手，拿不了弓。
“能好。”他说。
“要是好不了呢？”
“好得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认识一个大夫，在北京，专门看手。等你拆了石膏，我带你去。”
我说：“你不是说你过几天要走吗？”
“我带你去完再走。”
我看着他，眼泪一直往下掉。
他伸手，用指腹把我脸上的眼泪抹掉。
那是他第一次碰我的脸。
他的手很凉，指尖有薄薄的茧——常年拉琴磨出来的茧。
“别哭。”他说。
那天晚上，他坐在医院的椅子上，守了我一夜。
我半夜里醒过来一次，看见他坐在窗边，借着走廊的灯光在看什幺东西。
是一张纸。
我眯着眼睛看了很久，才看清那是一张病历。不是我的，是英文的，上面的字我看不懂，只看懂了几个词：耳、听、下降。
他发现我醒了，把纸折起来，放进兜里。
“睡吧。”他说。
我闭上眼睛。
第二天，他找到医生问了很多问题。第三天，他陪我办了出院。第四天，他带我去了北京，找了那个大夫。
大夫看了看片子，说：“复位得不错，恢复得好，三个月能拉琴。”
从北京回来，他在家待了四天。
那四天是我那一年最平静的四天。
他每天早上来敲我的门，问我手疼不疼。他让张妈给我炖骨头汤，自己端进我房间。他把我的琴搬到我房间，让我用左手按弦，练一些简单的把位。
“你练不了，”他说，“但你可以听。”
他放唱片给我听。
马友友的巴赫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德沃夏克。他坐在窗边，陪我一起听。
第四天晚上，他站在我房门口。
“我明天走。”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“生日，”他说，“你生日我回来。”
我愣住了。
我的生日是十二月底，还有二十多天。
“你回来干什幺？”
“陪你过生日。”
他说得很平常，像在说一件本来就该做的事。
“你奶奶……”
“我不管她。”
我看着他。
他站在门口，走廊的灯从他背后照过来，把他的影子投在我房间的地板上，很长，一直伸到我的床脚。
“韩雾。”我说。
“嗯？”
“你是不是又要走了？”
“是。”
“那你还会回来吗？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
“会。”他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