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手三年后，我站在他家门口，手上捏着一张从便利商店列印出来的租屋广告。
纸被我握得太久，边角都软了。
上面写着：中山区，电梯大楼，十一楼，含家具、网路、第四台，独立洗衣机，可养宠物，月租八千。
我在租屋网站上看到这则广告的时候，盯着看了五秒。这种条件的房子不可能。八千在台北市区，我这两个月看到的，是没有窗的雅房、用木板隔出来的套房，还有一间浴室就在床尾的顶楼加盖。
那一天底下有二十七则留言问「还有吗」。
我是第二十八个。我打了三个字：还有吗。
十一分钟后，对方回了一个地址，跟一句话：「今天晚上七点。」
我盯着那句话没动，同事经过我的位子，问我是不是客户又改稿。我把手机翻面盖在桌上，说没有。
我知道那个地址。
那栋大楼在南京东路后面的巷子里，一楼是早餐店，二楼是牙医诊所，招牌是蓝色的。三年前他跟家里闹翻，从新店搬出来，自己在这里租了一间。我曾经在楼下等过他，等他下班，等他去买宵夜，等他从一楼走到我面前。我记得那间早餐店很难吃，他还是每天去买。
我也记得我最后一次来这里，是分手那天，我没有上楼。
我来，是想确认这间房子跟他没有关系。八千块、中山区、电梯大楼，这种条件的广告大多是仲介拿来钓人的饵。如果开门的不是他，我今晚就会把钱汇出去。
我今年二十七岁，在广告公司做文案。这份工作在别人眼里很酷，在我自己眼里是每天把客户的废话修得通顺，然后加班到十点。月薪四万二，房租一万二，扣掉学贷跟手机，剩下的钱可以让我一个月吃三次火锅。
我已经找了两个月的房子。第一间在六楼没有电梯，第二间说是套房，结果是客厅隔出来的，第三间一开门就是别人的鞋柜。第四间我待了三分钟，因为里面有人在睡觉。房东说那是前房客，但前房客穿着内裤。第五间是凶宅，第六间没有对外窗，第七间的租金在我按下联络房东之后，对方回我一句「已经租掉了，谢谢」。
所以看到八千这个数字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：诈骗。
第二个念头是：先去看看，反正不会更糟。
七点零五分，我按了十一楼的门铃。走廊的灯是感应式的，我站得太久，灯熄了一次，我挥了一下手，它才又亮起来。
门开了一半。
站在门里的人穿着黑色短袖，头发比三年前短，下巴的线条比三年前硬，手上还拿着一支螺丝起子。他好像刚刚在修什么东西，螺丝起子的尖端沾着灰。
我的耳朵开始嗡嗡响。
那张脸我不用看也记得。我曾经在他家楼下的便利商店外面等他，冬天风很大，我把手插进口袋，等到他从自动门走出来。我曾经在机车后座把手伸进他的外套口袋，那时候我以为口袋里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我的。
「广告是你贴的。」我说。
他把门推开一点，让走廊的光照进屋里。
「我是屋主。」
我想我当时的表情应该很难看。我站在那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脑袋里面有两件事同时在跑：一是转身就走，二是问他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。
结果我先做的是第三件事：把手上那张皱掉的广告对折，塞进帆布包里，像是怕被谁看到我是从网路上印下来的。
「进来吧。」他说。
屋子比照片好。
客厅不大，但收得很干净；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玻璃烟灰缸，里面没有一根烟。厨房是开放式的，流理台擦得发亮，烘碗机里有两个碗跟两双筷子。通往房间的门开着，我看到一张双人床，床单是深灰色，折得很平。
「你自己住这里？」我问。
「对面那间。」他指了一下另一侧的门，「这间是空房。」
「为什么空着。」
「之前租给一个上班族，他搬去新竹。」
「那你为什么不租给别人。」
「别人来看过。」他把螺丝起子放进抽屉，「我没有租。」
我希望他不要回答。他如果回答了，我就要去处理那个答案。
我站在客厅中间，手不知道要放哪里。他的家比以前干净太多。以前他住的地方，书会堆在地上，马克杯会放在窗台，他的外套永远挂在椅背上。现在这个屋子像是有人在认真地过日子。
「我可以看一下房间吗。」
「可以。」
房间很好。对外窗，窗外是巷子，对面是别栋公寓的后窗。衣柜打开来有木头的味道，床垫是新的，还有一台小冰箱。浴室有干湿分离，磁砖是米白色的，洗手台旁边只放了一块肥皂。
我看着那块肥皂，忽然觉得有点荒谬，我现在是在看前男友的房子，而且要判断它值不值得八千块。
「八千含管理费。」他在门口说。
「网路呢。」
「含。」
「第四台呢。」
「含。但现在没有人看第四台。」
「你这样租很亏。」
「我不缺钱。」
「不缺钱就不要租。」
「房子空着会坏。」
他讲话的方式跟以前一样，短，句子尾巴往下压。以前我觉得那样很帅，现在我觉得那样很难相处。
我把帆布包放到沙发上，拿出薪资单，抽了三张出来：「三个月，都可以看。我在广告公司，年资三年，没有不良纪录，不抽烟，不养宠物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他说。
「你知道什么。」
「妳不抽烟，不养宠物，」他停了一下，「妳会把袜子丢在椅背上。」
客厅里安静了三秒。
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热。我二十七岁，交了两任男友，可以在客户面前被骂半个小时不眨眼，现在却因为一句「袜子丢在椅背上」想找个洞钻进去。
以前我们住在一起过。严格来说不算住在一起，是他家的一个房间，房东是他妈。那时候我在补习班打工，十一点半下课，走到他家要十五分钟。他会站在巷口的便利商店前面，假装在看报纸，看到我出现就把报纸折起来，说一句「妳今天很慢」。
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。后来我毕业，跟他说「我们先各自努力」，半年后我在一个他没有回讯息的夜里，把我们的对话纪录删掉。再后来连对话纪录都没有了。
「我要看合约。」我说。
「等我一下。」
他走到书桌旁边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叠纸，抽了一张放进印表机。机器响了一阵，吐出来的是标准格式的租赁契约，A4 大小，蓝色的印刷字。他拿笔把甲方的栏位填上自己的名字，日期也填了。租金那一栏他停了一下，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下，然后跳过去，留白。
乙方的栏位是空的。
「租金不写吗。」
「不写。」
「为什么不写。」
「上面写多少，妳都会转。」
「所以呢。」
「所以不用写。」
我看着那两个空白，忽然想到一件事。
「你为什么要租给我。」
他没有回答。
他把笔放下，食指在乙方的栏位上敲了两下。日光灯从上面照下来，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更薄。我想起以前他生气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不说话，只把手上的东西放下，然后走去阳台。
「我看了妳的资料。」他说。
「薪资单？」
「租屋网站的纪录。妳在找房子找了多久？」
「两个月。」
「八千在台北找不到这种房子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
「所以妳要签，」他把钥匙从桌上拿起来，放进我的手心，「条件是妳不能搬走。」
钥匙是温的。我握着，觉得那个温度是从他手上留下来的。他的手指擦过我的掌心，只有一下，我的背就麻了。我记得那只手放在我腰上是什么力道。
我应该要问清楚。我应该要转身走出去，回到那个七间都失败的租屋网站上，继续当第二十九个留言的人。我甚至应该要问他：你这一条是写在合约里，还是写在你心里。
我没有。
「合约里要写。」我说。
「哪一条？」
「不能搬走的那一条。」
他看了我一眼，把纸翻到第二页。那一页是密密麻麻的印刷条款。他拿笔在最下面空白的地方补上一行字，字写得很小，横画收尾往里勾：乙方不得提前终止本租约。
然后他把合约翻回第一页，在乙方的栏位上一笔一划写下我的名字。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停了一下，像在确认笔画有没有错。
他把合约推到我面前，笔尖停在签名栏旁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