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北六月的午后，空气黏腻得像一锅煮沸的糖水，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杨诗瑜端着沉重的托盘，在咖啡厅窄小的走道里小心翼翼地穿梭。她的白色T恤被汗水浸得贴在后背，薄薄的布料隐约透出内衣的轮廓。她今天已经被老板阿财骂了三次——第一次是她端咖啡时不小心洒了一滴，第二次是客人抱怨拿铁温度不够，第三次是她忘记在点单时甜甜地叫一声「帅哥」。
「诗瑜啊～来，帮哥哥擦一下这边的桌子。」阿财那张油腻的圆脸又凑了过来，肚子上的赘肉隔着脏兮兮的围裙，几乎要顶到她的腰。他故意把抹布递得很低，眼睛直勾勾地往她胸口瞄。即使她特意穿着最宽松的衣服，戴着那副又大又丑的黑框眼镜，阿财还是每次都像闻到腥味的苍蝇，黏得让人想吐。
杨诗瑜低着头，勉强扯出一抹笑：「老板，我……我去后面忙了。」她转身快步走开，却听见阿财在背后低低地笑，声音里带着让她起鸡皮疙瘩的猥琐：「这小妞，戴个破眼镜还挺会装清纯的……身材其实不错嘛。」
这种事，她早就习惯了。两年前她在便利商店打工的时候，因为长得太好看，曾经有醉酒客人半夜跟踪她到家门口。那天晚上她跑得鞋子都掉了，心里怕得要死。从那以后，她就把这副夜市三百块买的黑框眼镜当成「封印」。度数其实不高，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安全一点、平凡一点。她把长发随便绑成马尾，衣服永远买大一号，把自己藏得像个不起眼的灰姑娘。灰姑娘也要活下去，但活下去真的好难。
咖啡厅的时薪只有一百八十块，她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下午三点，然后换上外送员的黄色背心，骑着那辆快要报废的机车在台北的车阵里穿梭。六月的雨说来就来，汗水混着雨水从安全帽里流进脖子，黏腻得让她想哭。手机不断跳出新订单，她咬紧下唇，一晚上跑二十几单，扣掉油钱和平台抽成，勉强能赚到一千出头。有时候客人住在五楼没有电梯，她扛着饮料爬楼梯时，腿软得几乎站不住。
回到出租屋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。一室一厅的旧公寓，墙壁发黄发霉，房租八千五，水电三千。她把门反锁，脱下被汗水浸透的衣服，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。镜子里的女孩戴着那副黑框眼镜，脸色苍白，眼底有浓重的黑眼圈。她伸手扶了扶眼镜，轻轻叹气。这副眼镜救了她很多次，却也让她忘了自己原本的样子。
手机忽然震动，是妈妈打来的。杨诗瑜的心瞬间揪成一团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才接起电话。
「诗瑜……今天检查报告出来了……医生说，如果不尽快做手术……可能……」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却还在努力安慰她，「没关系，妈妈撑得住……你别太累了。」
杨诗瑜握着手机，指节发白。她想起两年前爸爸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，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。那时候妈妈还在工厂做缝纫工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只为了让她能念大学。二年前妈妈乳癌确诊时，她跪在医院走廊哭到失声，发誓要好好照顾妈妈。可现在呢？她二线大学商管系毕业，进了一间小公司做行政，结果公司上个月突然倒闭，遣散费只够她撑两个月。现在她白天端盘子、晚上跑外送，却连妈妈的命都救不了。
银行APP的数字像一把刀，刺得她眼睛发疼——47,832 元。再过十天房租就要扣了，妈妈的下一次化疗预约也在下周。如果凑不出三百万的手术费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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